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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義佛教，是東晉時代邁向正確理解般若空宗思想的連續性哲學活動。歷來的研究，向以竺法雅將經中事數擬配外書的研究方法，和般若學的六家七宗，為格義佛教的代表。不過「格義」的本質意義，原不在其外延的寬、狹，而在於它理解陌生文化的起點，總是從本己文化的思想格局出發，去衡量陌生文化的內容。這種觀點，往往不是在個人身上發生，而是在交互文化的場合中，為某時某地的人所共同體現。所以，「格義」本身除了是一種詮釋的方式，也代表一種理解陌生文化時集體的、連續性的精神方向。

本論作在研究視角上的創意，表現在不取純理論視點上的對勘的方式去探尋僧肇思想與佛、玄的異同，而是置入魏晉之際玄、佛交涉的具體歷史情境，揭示僧肇對二家的吸納和推進，同時體現了對二家的創新。從佛學方面看，僧肇無疑為承接「格義佛教」的努力，而契入佛理更為殊勝，得以被稱為中國「解空第一」人的。從玄學方面看，一如本論稱述：「如果以王弼的貴無玄學為起點，僧肇的般若學為終點，鳥瞰魏晉玄學學術心靈的幾大轉向，那麼自本體論的發展來說，這是一個從標別體用、有無、形上形下兩個層次的絕對主義論調（例如王弼之學），到勾消形上本體界，平視現實個物的分殊性之自然主義傾向（如郭象的莊學），再轉而為通達經驗事物，相因相待，幻有不真的現象主義精神（如僧肇的般若學）的變革過程。簡言之，自王輔嗣到僧肇，自貴無崇有之論，次第過渡到佛家的性空之理，中國三百年的思想史，其中一個開展方向，就是對形上、形下實體的次第消解。」（見本書第六章第一節）

宏觀地看，僧肇哲學歸向的精神大本，是與魏晉以還，中國哲學發展蘄向心靈之順適輕妙，滙流為一的，所不同者，他是以佛家之義，闡述棲神冥累之理。不過，僧肇雖然承續了傳統哲學的問題叢結和理念系統，卻未有將佛家之義蘊，純粹與本土固有思想類比，而加以理解。在佛學研究意識的帶動下，他還引入對比地考察的手段，相當程度地認識到佛教思想的本質，因此最終達成較恰當地理解印度佛學的目的，不但有進於前此的般若學，更成為東晉的佛教思想史上，一個成功的格義佛教典範，替中國的佛學研究，樹立一個新的里程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