社長剪影

　　照說，只有政界、軍界、大企業界，才會出現奇人、俠士。出版界只是企業界的一種文化點綴，一件小擺設，那談得上有什麼奇人、俠士，像王永慶、張忠謀雖不能稱俠士，卻稱得上企業界的奇人。台灣出版業那裡會冒出王永慶這號人物！

 　　中國出版業倒真出過奇人，他就是王雲五。他經營的商務印書館，是廿世紀中國文化重要保母之一。王公幾乎未進過學校，全靠自學，卻能通讀大英百科全書。後來他入閣任財政部長、行政院副院長。中文大學校長金耀基說他應是內閣總理之才，但王雲五這棵文化巨樹，只能生長在一千一百多萬平方公里的大陸，四萬多平方公里的台灣，出不了這種巨樹。

 　　此文論奇人、俠士，不想涉及偉人或大名人，易言之，不欲指量的奇、俠，而是專指質的奇俠。比如說，你前後喝過一桶大海水了，算嘗過「海」味，但你只喝過一小酒杯大海水，也算得上嘗過海味了，這是以質類比。

 　　出版業也是商業，是做生意。俗話說：「賠錢的生意沒人做。」在出版家，則是賠錢的書不出版。彭正雄所以可稱奇人，因為有時他竟敢反叛上述出版商的清規戒律，賠錢的書他也肯出版，只要是好書。

 　　隨便舉個例子。幾年前紀弦從美國來台，帶了一本雜文集《千金之旅》，有廿幾萬字，想出版，儘管他是鼎鼎大名，卻無出版社肯接受此書。因為它無甚特色，也算不上好書，肯定銷不好。此書找到彭正雄，後者一口答應，使他喜不自勝。彭明知此書是賠錢書，但念及紀弦是當年台灣現代詩點火者，文學史少不了他，坊間卻無一本專書提供他的史料。未來史家及研究者必感困難。他印此書，多少可解決一點困難。像他這種為文化、文學研究者設想的出版家，台灣恐無第二人，可謂既奇又俠。

 　　再正式舉幾例。前些年，某出版社想請人編台灣現代詩名家的評論專集，首先印了李瑞騰編的「詩魔的蛻變」，是許多評論名詩人洛夫的論文彙編。但書上市後銷路甚不佳，出版商立刻打退堂鼓，預約好編寫的另外幾本名家評論彙編，決定不再出版。大概彭正雄在出版界也有些「奇」名，他們便找彭，彭又是滿口答應，前後印了蕭蕭編的「詩儒的創造」（評亞弦），「詩癡的刻痕」（評張默），「人文風景鐫刻者」（評葉維廉）這三種書，每種全有數十萬字，出版費自是不貲。雖三位詩人買了一些書，出版社還是賠了點錢，雖然所賠有限。但更大的耗費卻是人力。印此三書，所耗一定人工，形同義工，無分文報酬。彭的看法是，這三位詩人全是現代詩名家，作品流傳青史，未來海峽兩岸現代詩讀者、教授，研究學者，必視此三書為瑰寶，因為這以前尚無人出版過這些書。他能出這種好書，自感喜悅。

 　　他對現代的詩盡力最多的是印了羅門廿餘本書，多為詩集，還有研討會上評論他的一些論文，甚至他的特殊作品「燈屋」也出版。他說，羅門是他近四十年老友，他重視這份友誼，更看重羅門被選為台灣十大名詩人之一。在友誼加學術的天秤上，金錢的力量應是較輕的。

 　　說穿了，這是他對台灣新詩界的俠情流露。

 　　關於賠錢出好書，例子還有不少，限於篇幅，我不再提了。

 　　早在廿九年前，各大學的博士、碩士寫好研究論文，即使自費，許多出版社也不願替他們印。彭正雄知道後，總說：「拿來，文史哲願替你出。」這時學校只肯付四千元論文助印費，彭正雄並不計較，寧願再賠些錢，予以出版，學生取走一定的書，其餘舊文史哲。直至目前為止，這廿九年中，彭正雄印了三、四百種博士、碩士論文，即使他們有些人已開始出名，經濟較寬，付費較多，他仍給予一些照顧。像龔鵬程、黃永武這些知名學者，早年博士論文悉由文史哲印。龔鵬程寫「四十自述」時，還提到此事，對彭表示謝意。

 　　除了博士、碩士論文外，台灣有些學者願意自費印著作或全集，包括一些非知名學者的文人，全找彭正雄幫忙，因為總善予照顧，定費較低廉，印刷也較精美，校對更較認真，像名教授方祖燊，雖在文史哲出版過十種書以上，但他的「方祖榮全燊」，仍願自費請文史哲出版，因為他們全敬重彭的敬業，無一般商人俗氣，最難得是，他有俠氣。

 　　大約他的俠氣、奇氣已名播四方，許多學者、名人全想請他出書。他似乎已變成有求必應的彌勒佛了。

 　　人們可能覺得這是一個平常人，他既不是財主沈萬山，憑什麼能堅持願意賠錢出好書，我試提出下列幾點來解釋。

　　（一）常和他接觸的友人，一定會覺得，他真是個奇人。三、四年前，他居然徹底學拿破崙，每天只睡五小時，有時還不到一小時。這二、三年（今年也已六十三歲了），經我們不斷苦勸，健康第一，他才開始睡六小時。那許多年，每日他工作十六小時，一個人生龍活虎抵得上兩人，這樣業務自然做得又深又透，也省了一些成本。

 　　（二）卅年來，他共印了一五○○種書，倉庫現存的尚有一二○○種，每年印四十種左右，每月三種半。近十年來，每年約出書七十種左右。據我所知，大陸有些相當大的出版社，每年只出一百種書，人員卻有百人之多。（註）在台灣每年如印四十種書，人手也得七、八位，但文史哲卻只有三名幹員，彭與妻子、女兒。這樣少的人，印這麼多的書，在中國恐怕要入「金氏紀錄」了，如果中國有「金氏紀錄」。

 　　（三）像文史哲這樣大的出版社，一般總有社長、總編輯、美工、會計、校對、發行、送貨、雜工，但這許多職務，彭一個人包下，他幾乎變成魔術化身的人物。我每見他騎著摩托車，把一大包又一大包新書送往書店，不僅佩服他經營的智慧，更欣賞他的含辛茹苦的大禹精神。正因為他能身兼數職，自然又省下一些開銷。我們這些朋友見他太辛苦，都勸他多用一個人。他說，多用一個人，每月總要支付二、三萬元，一年下來，要幾十萬，有這筆錢，我又可多出一些書了。

 　　（四）上面這段話，倒揭穿了他的靈魂秘密。為什麼他這樣愛印書、印好書？十幾年前，某大報報導他的事蹟，標題「癡心一片，執著一人。」他對書確是一片癡心，他告訴我：「每次出一本新書，捧在手裡，我真是歡喜。」也難怪，人類所以能從野獸進步為文明人、文化人，全靠書嘛，古人貼這樣小標語：「敬惜字紙！」也是這個意思。印書既是彭的幸福，也是他活潑生命力的源泉，這一門專業，他當然做得很出色了。只要想想，印書如此之多的大出版社，辦公室卻小得可憐，只有卅坪左右，又是在一個小巷子裡。他這種苦幹精神，真如孔子讚顏回，說他「居陋巷，人不堪其憂，回也不改其樂。」

 　　（五）努力節約成本只是「節流」，還得「開源」才能賺點錢。一九七九年出版的張仁青撰「應用文」，一直暢銷到今天。此書一年的利潤就可以助彭一年印十本左右的書，有的書被學校選為教材，也銷得不錯。同樣重要的是：他出的那些文史哲古籍學術專著，由於具有一定價值，早獲得口碑，在國內外也爭取到不少固定的客戶，因而獲得一些利潤。不過，談到這些古籍，此事就須從頭說起。

 　　彭原是新竹市人，週歲就遷居台北。他的學歷並不高，畢業於高級商校，相當於高中水平。可是，他在著名的學生書局工作近十年，卻學得一身本事，更重要的是，因為他為人極誠懇，器度寬宏，又喜助人為樂，便在各方面建立很好的人脈關係。當初他開業辦「文史哲出版社」，由於故宮博物院領導及友好教授支持，再加影印、印刷兩方面的友人協助，他赤手空拳，白手起家，便出版了一套「明版善本影印」的書，不只贏得國內、美國、日本學術界的重視，此後繼印的古籍學術專作，也吸引他們漸成為固定客戶。

 　　到現在為止，他出版的學術專著，最重要的是「文史哲學集成」多種，其次是「文史哲學術叢刊」、「台灣近百年研究叢刊」、「南洋研究史料叢刊」、「藝術叢刊」等多種。像「南洋研究史料叢刊」這種專著，其他出版社絕不會印，但他認為，南洋華僑有數百萬，他們當中總有些人要閱讀，甚至研究此書。又如他目前不斷印「中日外交論文集」，日本及各國國際外交學者也要看此書。早年他陸續影印殷商篆刻等史料，中國及日本許多篆刻家（包括藝術家）也視為珍寶。有一回，我在他社裡見到古本明代「李卓吾文集」，他笑說：「這些明代影印本早賣光了，剩下這一兩本也保不住了。」可見真有價值的書，總不愁沒人讀的。

 　　彭從事文史哲出版並不容易，首先他自己要懂得古籍。為此，前後他師事過台大教授吳相湘，又多次請教毛子水、鄭騫、高明大師及嚴靈峰、戴君仁、夏德儀、昌彼得、林尹等教授，這些學者全願指導，他這才能馳騁古籍，通版本學及其他基礎學問。在名師傳授、薰陶下，他自己也學識豐富，業有專長了。他主辦過「文史哲雜誌」，也寫過論文「台灣地區古籍整理及其貢獻」等數篇。他不只是出版家，也是學者。當然，最大的貢獻是他創辦台灣最重要的文史哲古籍出版機構，而且以花甲之年，仍為文化、出版理想奉獻心力。 

　　今年八月一日是文史哲成立卅週年，我們一些文友特舉辦小小餐會，慶祝彭正雄先生的事業成功，並對他的道德、智慧、堅強的意志表示敬意。 

　　大家希望我寫一篇蕪文，介紹正雄先生事跡，匆匆草成，尚乞方家指正。

（註）這些出版社編輯雖多，但大半是掛名，不一定做實際工作。